二、《黄河》出炉，冼星海复活

    “总理一直打拍子，最后他站起来举臂高呼，‘星海复活了’，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好久没有听到冼星海的音乐了。”

    钢琴伴唱《红灯记》获得成功后，殷承宗开始考虑如何让钢琴从京剧伴唱的位置上独立出来，使之突出钢琴的地位和真正的艺术价值。殷承宗随后和储望华、盛礼洪组成三人创作小组，选定冼星海的《黄河大合唱》进行改编。

    殷承宗把《黄河大合唱》改编为钢琴协奏曲，从题材的开掘上再一次挽救了钢琴。如果当时没有这样做，钢琴真的会在那个年代消亡吗？如果没有当时钢琴被冲击的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，像《黄河》这样的作品还会出现吗？

    “那可能不会。因为我不是搞创作的，我是被逼上梁山的。因为我是搞演奏的，当时如果没有文革这样一个情况，我大概就是一直走专业演奏的道路，很可能不会去搞创作。我还记得小时候喜欢即兴地写一些钢琴小品，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时候我的老师也不仅仅是教我钢琴，也学习过作曲、指挥，我甚至还学过声乐，我的声部是男高音。正是这些爱好和基础使得我后来能够参与《黄河》的创作工作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当时在创作的时候，首先考虑的是要创作出让老百姓听得懂的音乐，因此走了一条‘通俗’的道路。我觉得我们当时就是选对了题材。因为《黄河》这一个题材，这样的旋律，这样的气派就非常适合用钢琴协奏曲的形式来演奏，而且当时我觉得我们的想法比较简单和纯朴，就是想让普通的老百姓一听就能够懂，说不定就是因为这种很简单、纯朴的想法，让《黄河》留下来了。但是我没有想到三十年以后，四十年以后，在中国、乃至全世界都在越来越多地弹了，现在每年都有五十几个国家在播放或者演奏这部作品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。”

    《黄河》的几次演出，殷承宗都出了问题。第一次试演前，他的中指指甲突然发炎了，肿得很厉害，每天泡在灰锰氧水里头，最后勉强包了手上去演出了。第二次就更严重了，“五一”正式演出，当《红灯记》弹到最后一段的时候，猛然一下在台上腰扭了，整个身体都动不了，站也站不起来。只好关了幕把他抬下来，下个节目就要上《黄河》了，当时根本没有别的人会弹，临时决定《沙家浜》先上，把他拉到邮电医院打麻药，做了很多处理，最后拿绷带把他的腰整个缠起来，又搞了一个有靠背的凳子。那场演出特别精彩！观众的掌声非常热烈。乐队那天的合作出奇地好，所有人都盯着他，真害怕他出事。“但是《黄河》演出当中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二月份在人大小礼堂演出的时候。那时候总理来审查，大家很激动，我记得《保卫黄河》最后一段时候，把鼓皮都打破了。总理一直打拍子，最后他站起来举臂高呼，‘星海复活了’，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好久没有听到冼星海的音乐了。”

    一位28岁的青年，怎么能把《黄河》改编得那么到位？是不是太年轻了？殷承宗笑了：“每个人最有创造力的时候就是年轻的时候，年轻胆子也大，28岁，最敢想、最敢做的年纪。”看得出，这样的28岁是人生的一种荣耀，而打断一位64岁的老人回望这荣耀的片刻凝神，是不近人情的。

三、鼓浪屿摇出儿时钢琴梦，上海、苏联催生梦圆

    “我大妈妈比较有钱，我每天给她摆鞋子，给我两块美金。一块美金拿去学一个月钢琴，另一块美金买谱子。”

    “我12岁拎个小箱子、拿25块钱，那时候打仗没有交通，坐5天的卡车，也要坚决去上海。”

    “跟老师去苏联，后来中苏关系破裂，我又回来了。有人打小报告说我要叛逃。”

    一个18岁就在国际钢琴比赛中拿金牌、28岁就几近在事业上冲顶的钢琴才俊，有怎样的钢琴启蒙？殷承宗先生娓娓道来，好像听一个阳光、沙滩、海浪、钢琴声的唯美故事。

    “我在鼓浪屿长大，那个地方那时还是外国租界，1.7平方公里的地方就有14个外国领事馆，很多教堂。所以，我从小接触的音乐就多，特别是西方的音乐、教堂的音乐。3岁的时候，我姑姑有架钢琴放在我们家，我姐姐她们学，我就一天到晚坐在那个钢琴旁边，甚至是睡在钢琴底下，听他们弹琴。我故丈是厦大的校长，他们去新加坡的时候，把钢琴搬到我们家，后来又搬走了。1948年，他们去了香港，他们把琴放在我们家。结果，就再也没回来，所以，我就有了学琴的机会。6岁的时候，我大妈妈有钱，我每天给她摆鞋子，给我两块美金。一块美金拿去学一个月钢琴，另一块美金买谱子。” 殷承宗先生的亲生母亲有九个孩子，他行七，孩子多，经济上不可能宽裕。而被他称为大妈妈的母亲，比较有钱，对小小年纪的他劳动的奖励，竟然成就了一个孩子对钢琴最初的一往情深。

    三年后，当标题“九龄幼童殷承宗钢琴独奏音乐会”的手写海报一贴出，有三百座位礼堂的门票很快就售完了。1950年春天，九岁的殷承宗在鼓浪屿毓德女中礼堂举行了第一场钢琴独奏音乐会。“1950年，我在鼓浪屿举办了我的第一场音乐会。那时候我只有9岁，还应该是虚岁。我学钢琴的时候没有老师，纯粹是自己弹出来的。记得那是一个春天，我的姐姐、姐夫一起张罗着为我举办了一场音乐会，没想到票全部卖光了，而且还挣到了些钱。”

    “后来，我知道了上海有音乐学院，就觉得要去上海。才12岁啊，那么坚决要走，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交通，我要做5天的卡车，25块钱，拎个小箱子，到上海。当时战争，打炮、飞机轰炸，带着树枝编的帽子，站在卡车上，根本没有公路啊。走了就不回头啊，那时候怎么那么有决心。” 殷承宗先生好像有些自问，是啊，12岁的孩子怎么会那么决绝？“那种对钢琴的爱太强烈了！”

    “到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，正好有苏联专家，中学的老师非常好，每堂课都像演奏会，压力非常大，好多人听。后来，就跟老师去苏联，后来中苏关系破裂，我又回来了。还有一段小插曲，有人打小报告说我要叛逃，那时候有一次，晚上练走台走到三点多，零下30几度的样子，非常冷。敲不开宿舍门，怎么也敲不开，看门的早就睡觉了。赶紧到街上打个电话，打个车到老师那里。要不是最后搞清楚了，我都不能参加国际钢琴比赛。”